底下的记者听到杨寧的话彻底的安静下来。
    “第一，电影《紫霄纪元》正常拍摄，不受任何外界言论影响。”
    “第二，针对近期网络谣言，我方已启动法律程序。造谣者，一个不漏，全告。”
    “第三——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扫视全场。
    “演员为这部戏付出的努力，不容污衊。谁再传瞎话，法庭见。”
    说完，他把话筒往桌上一放。
    “现在，散会。”
    全场愣了两秒。
    这就完了？
    记者们反应过来，哗啦一下全站起来。
    “杨导！陆川导演的批评您不回应吗？”
    “贾樟柯导演说资源分配不公您怎么看？”
    “电影学院论坛的帖子是不是真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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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问题像子弹一样砸过来。
    杨寧起身，往外走。
    范彬彬他们跟著站起来。
    “杨导！您是不是怕了？”一个戴眼镜的女记者突然提高音量，声音尖得刺耳，“怕辩论不过前辈，所以选择逃避？”
    杨寧脚步停住。
    老徐在后面低声说：“別理，走。”
    杨寧没动。
    他慢慢转过身。
    会议室里突然静了。所有镜头对准他。
    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杨寧看著那个女记者。
    女记者有点慌，但梗著脖子：“我说……您是不是怕辩论不过？”
    杨寧笑了，这个笑容让现场的人都知道，今天的新闻有著落了，这件事情闹大了。
    他走回桌前，重新坐下。
    “行。”他拿起话筒，“既然大家这么想听，那就聊聊。”
    他指了指那个女记者：“你，第一个问题。问。”
    女记者咽了口唾沫：“陆川导演说您的电影是『电子游戏』，缺乏人文关怀。您认同吗？”
    “不认同。”杨寧说得很乾脆，“但我不打算跟他辩论什么是人文关怀。因为標准不一样。”
    他身体前倾，盯著镜头。
    “我想问在座的各位，问看新闻的观眾——什么叫人文关怀？
    是把镜头对准破败的农村，对准灰头土脸的底层，对准苦难和绝望，就叫人文关怀吗？我们堂堂中华5000年的文化，就只有这点人文关怀了吗？难道没有別的？”
    底下有人骚动。
    “拍苦，拍穷，拍脏，拍落后——然后拿到国外去参展，拿奖，回来被捧成『真实』，『深刻』，『艺术』。这套玩法，玩了多少年了？”
    他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。
    “我不反对拍真实。但如果真实只剩下苦和穷，那叫真实吗？
    还是说——某些人眼里，中国就只能是这样？”
    “杨导！”一个男记者站起来，“您这是在批评第五代导演吗？”
    “我批评什么了？”杨寧反问，“我说的是现象。一个拍了三十年，还在拍同一套东西的现象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现在是2002年。中国加入wto了，申奥成功了，经济在起飞，城市在变样，老百姓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但这些，在大银幕上看得到吗？在这过程当中，涌现了多少伟大的人和事！难道这里面就没有人文关怀吗？难道这里面就没有可拍的吗？”
    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
    只有快门声咔嚓咔嚓。
    “看不到。”杨寧自问自答，“因为某些导演觉得，那不是『艺术』。
    艺术必须是苦的，必须是沉重的，必须让人看完心里堵得慌。苦难就这么让人值得歌颂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”
    他笑了，笑里带著嘲讽。
    “我就奇了怪了——凭什么？凭什么老百姓花几十块钱买张票，进电影院是为了找堵？
    是为了看自己的生活有多惨？是为了被教育『你们要珍惜现在的苦难』？”
    “杨导，您这是偷换概念！”另一个记者喊，“艺术电影的价值——”
    “艺术电影当然有价值。”杨寧打断他，“但別拿艺术当幌子，掩盖自己的不思进取。
    拍了三十年苦难，拍出什么解决方案了吗？拍出什么希望了吗？没有。
    除了让外国评委觉得『哇，中国真落后』，还剩下什么？”
    这话太重了。
    底下彻底炸了。
    记者们疯了一样举手，问题一个接一个拋出来。
    “您认为电影不应该反映社会问题吗？”
    “您是在否认现实主义电影的价值吗？”
    “您觉得商业片就比艺术片高级吗？”
    杨寧等他们吵完，才开口。
    “我说完了吗？”
    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，压住了嘈杂。
    安静下来。
    “我说的是——电影应该跟上时代。”杨寧一字一句，“时代在变，观眾在变，需求在变。
    你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，还去理解三十年前的苦难，他们没有义务去理解。
    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使命，这一代的年轻人，他们的使命不是继承过去的苦难，而是为我们这个欣欣向上的民族去开疆扩土。”
    他看向刚才提问的记者。
    “你问我，电影要不要反映社会问题？要。
    但社会问题不止是穷和苦。
    还有年轻人对未来的迷茫，对科技的恐惧，对变化的焦虑。这些，为什么没人拍？”
    “因为不够『艺术』？”他自嘲地笑了笑，“还是因为——拍那些，需要学习新东西，需要打破舒適区，需要承认自己可能落伍了？”
    没有人回答。
    “我的电影，1.3亿，是很多钱。”杨寧继续说，
    “但每一分钱，都花在让中国观眾看到他们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上。
    末日废墟，视觉奇观，科幻设定——这些不是西方的专利，我们也能做，而且能做得更好。我们的伟人说过一句话，落后就要挨打，希望与大家共勉。”
    他站起来。
    “至於资源分配不公——这话我听著就想笑。
    市场经济的规则很简单：谁能满足观眾，谁就能拿到投资。
    观眾用脚投票，投资方用钱投票。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
    难道非得按资歷，按圈子，按谁更能哭穷来分钱，才叫公平？”
    他走到台前，手撑著桌子。
    “贾樟柯导演说，1.3亿能拍很多部《小武》。
    对，能拍。但然后呢？
    拍出来给谁看？
    电影学院的学生？
    外国评委？
    还是那些一边说著『支持艺术电影』，一边转身买《铁达尼號》票的知识分子？”